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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人物

万里

来源:曲阜党史研究室    作者:党史研究室    发布时间:2017-02-26    点击数:

万里,又名万敬亭、万明礼,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城桂子井街(西卷棚街)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他的父亲在他不满两周岁时离家外出谋生,后来在山西阎锡山的队伍中任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临汾一带同日军作战中阵亡。他一家靠母亲给人家拆洗衣被、做针线活,并从事手工纺织维持生计。农忙时,便带着他去农村拣拾庄稼。家境如此贫寒,母亲还是千方百计供他读书,从小学供到初中。

1933年秋,他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二师每届只招3个班,共120人,学制3年,万里是八级三班学生。入学不久后,万里就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的同班同学李健曾回忆说:“1933年,我考入曲阜二师被分到八级三班。不久,我发现各班都有些进步学生,尤其是我班的万明礼(万里)和孙鸿业比较突出。孙鸿业是二师前师毕业后升入后师的。他曾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大逮捕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师生的残酷镇压,因此,不多言政治。万明礼却有点不在乎。我们都爱好文艺,彼此相互接近,渐渐加深了了解。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换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刊,谈论各自对学校当局的看法,共同商量对付学校当局的措施。为了团结有同样爱好的同学,我们就利用订阅进步刊物的方式,组成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当时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和章程,也没有明确的宗旨和正规的入会手续,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以读进步书籍为纽带,相互维系在一起,互相交流,借以沟通思想。但是,在后来的进步学生运动中,这种读书会却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成员大都成为共产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班的读书会成立后,又向其他班级发展。后来入校的九级,也出现了这种形式的读书会。鲁迅的著作,是这些读书会研读的重点。”

万里的姑姑也曾回忆:“九一八事变后,万里在曲阜师范上学,经常给我寄些《救亡日报》。我当时在东平城里书院小学教书,经常把《救亡日报》在教师预备室里散发出去,我把它偷偷地放在每个教员的粉笔盒里,他们上课前就各自拿走了。当时书院小学是国民党统治的,散发共产党的报纸必须特别小心。我那时虽然和万里保持联系,但他还没有谈到党的问题。他一年两次假期,每次回来,大都住在我那个学校里,他那时虽然不谈党的事,但可以看出他挺进步,说起话来总觉得挺有道理。”

校史编写组做了这样的记载:在八级、九级、十级的3个年级中,涌现出大批进步学生,其中有“八级的万明礼(万里)、刘清禄(安波)、李福如(李健)、袁凤彩(袁振)、丁鸿泽、孙鸿业……”共记录了3个年级中的30个人。校史编写组接着写道:“他们传阅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敬佩共产党和红军,向往革命根据地,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常常私下抨击杨书田(反动校长)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政府反共卖国的罪恶,秘密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以上的回忆和记载可以看出,万里迅速成长为革命青年学生了。

1936年5月,学校组织毕业生到济宁乡农学校集训,他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济宁,见到了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同乡董临仪。董临仪向他宣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三个月的乡村建设理论学习和3个月的军事训练,同年10月被分配到济宁城东南贾村小学教学。

在南贾村小学,他教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有时也代替音乐教师上音乐课。他在教学中善于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在历史课教学中,他把“宋金对峙”等篇章列为重点,以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奋勇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启迪、教育学生,激发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当他讲到抗金英雄岳飞一课时,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来。全班同学无不被民族英雄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抗日救国之心油然而生。他在讲授地理课时,展示地图,指点已经沦陷的我国东北大好河山,学生们好像看到了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挣扎的东北同胞。他特意在地图上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地点——柳条沟用红笔圈起来,列举日军在东北烧杀淫掠的种种罪行,并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不仅对学生公开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而且在青年教师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经常向他们介绍《抗战新闻》、《抗战捷报》、《解放周报》、《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等抗日刊物和革命小册子,提高他们的抗战热情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后来,国民党特务分子魏永清监视阻挠抗日爱国活动,他团结进步教师,发动学生向魏永清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局面逐步形成,抗战前曾被国民党破坏的共产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在外地上学的大中学生、民先队员狄庆楼、李光怡、张文华等经常到济宁活动,万里与他们接上关系,共同发起组织了“济宁学生抗敌后援会”,大力宣传共产党“抗战到底,反对妥协”的政治主张。不久,北京、天津等大学生南下抗日宣传队相继到达济宁,住在第三职业学校,万里曾多次到城里来欢迎接待他们,给他们大力帮助。为配合“抗敌后援会”和大学生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活动,他在南贾村小学和李淦一起组织本校年龄较大并有一定表演能力的学生成立了“孩子剧团”,他亲自导演,李淦配乐,排练了一些抗日剧目和歌曲,在学校和附近的村庄演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济南,沿津浦线继续南侵,济宁城岌岌可危,学校无法继续上课,南贾村小学不得不提前放假。放假这天,80余名高年级学生聚拢在他的周围聆听他最后一次教诲:“同学们,日本帝国主义先侵占了我国东北,又侵占了华北,现在已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他们企图吞并我们整个中国。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正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已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奋起抵抗,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离开南贾村小学,他与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到梁山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为便于工作,他应田大店小学校长、爱国知识分子田子珍的邀请担任高年级国语教员。在田大店小学,他倡导成立了“读书会”,发动教职员工捐款购买青年自学丛书和《生活周刊》、《中国青年》、《中学生》等进步书刊,并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丰收》、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告徬徨中的中国青年》以及邹韬奋、章汉夫、史良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介绍给进步师生阅读。还组织学校师生演唱进步戏曲、办墙报,宣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的罪行。他先后介绍田子珍等4名进步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的基础上,中共山东省委批准成立中共东平县工委,工委成员在东平城他家中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他任工委书记。县工委成立后,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壮大革命力量。不久,黄河决口,梁山东部灾情严重。他与田子珍和以“平津同学会”的名义到东平、汶上一带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共产党员刘星一起,串连进步知识分子陈伯衡、强仁甫、赵效三、田怀仙、王伯谋等,在田大店田子珍家聚会,商议抗日救亡大事。为进一步发动群众互助互济,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决定成立“农民福利会”,并制定和印发了章程。为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他还在田大店小学建立起以田子珍为书记的党支部。

为了广泛团结爱国志士,扩大抗日力量,他倡议成立“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下设组织、宣传、交际3个部。协会主办了《抗日救亡周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经常为周报撰写评论文章。救亡协会成立不久,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以水灾严重不能开学为借口,停发了教师的工资。他带领救亡协会成员,同教育局进行抗争,迫使其不得不发二分之一的工资。“索薪”斗争的胜利,初步显示了群众组织的强大力量。

1938年初,国民党东平县政府成立政训处,他和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以政训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并把党员派到各区发展“民先”队员,改造旧区队和民团,掌握武装。在日军疯狂进逼下,国民党的统治土崩瓦解,汉奸土匪乘机四起,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东平、汶上、田大店、小安山之间,进行秘密活动。到1938年春节后的正月初六,约100多名青年学生、教师、农民,以走亲访友为名,悄悄在永安寺集合,成立了抗日自卫队。

1938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受中央派遣来到山东,率领一批干部路经梁山一带,指示万里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站。根据郭洪涛的指示,他积极开展工作,在东平城里、靳口等地设立了地下交通站。同年8月,他调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长。此后,他先后任泰西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地委、八地委书记。1946年1月,冀鲁豫七地委建立,任地委书记。3月,冀鲁豫七地委并入二地委,济宁市晋升为专级市,直属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他调任二地委书记。

在离开济宁市前夕,他参加了由济宁市政府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他首先肯定了教育界为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所作的努力,解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有关问题。之后,他话锋一转,谈起了济宁军政干部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在我们军区和政府里,有些同志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抛家舍业,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至今未能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目前,我们济宁处在一个和平环境里,我想该为他们操操心了!”这时,他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恕我冒昧,我以为在座的女同志当中,有人如果与他们结成革命伴侣也很不错嘛!”针对知识女青年常常临事不决的特点,他循循善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我以为,只要看准了,就不要犹犹豫豫,不要受落后习惯势力的束缚,要‘好事早成’,不要让它‘好事多磨’。”说到兴致上,他干脆来个现身说法:“我与边涛同志还不是经朋友介绍后,彼此感到志同道合,不就把两个人的被子抱在一起结婚了吗?工作忙噢,哪有许多时间谈来谈去的。干革命要有勇气,找八路军干部作对象也要拿出勇气,我是希望早日吃到喜糖的。”最后,他对老同志说:“希望你们要在这方面出把力,‘成人之美’么。我要离开济宁了,这事就拜托大家了!”这次会后,经过老同志穿针引线,不久就有10多对男女青年结成伴侣。

离开济宁后,他先后任冀鲁豫二、七地委书记。1947年初夏,调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1949年3月,冀豫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他任支队参谋长,离开了战斗、生活的故乡。他先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10月,随大军挺进大西南,不久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后来,奉调进京,先后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

从1958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北京市的市政建设。这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工程,取得显著政绩。1959年国庆节前夕,陪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赞扬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失去一切领导职务。

1973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领导支持下,很快起草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发〔1975〕9号”文件),然后以文件为指导,深入基层解决问题。不到4个月时间,便扭转了局面,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在7月上旬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提出“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十六字口号,并号召全体职工为铁路运输形势继续好转而努力。

随着周恩来总理的病重与逝世,他这位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与邓小平一起再次遭批判,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令他更为内疚的是,年迈的母亲在这动荡的时代,带着不安,带着困惑,离开了儿子,离开了人世!他自己说:1975年是最辛苦的一年,也是取得成绩最明显的一年,可没想到也是挨批挨得最厉害的一年。

1977年,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同年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任之后,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大江两岸,主持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从政策上限制“瞎指挥”,尊重农民自主权,从而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安徽遭受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命题,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保护从借地度荒、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到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改革。1980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式提出要承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要求为包产到户报个“户口”。万里风趣地说: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报行吗?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当时,中央文件里仍规定着“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口”,这确实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1980年2月,他调离安徽回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为安徽燃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烈火冲破阻力,燃向神州大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他主持下,从1982年起,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5个1号文件,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证。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他对城市改革也十分关心。他认为,尽管城市与农村情况不一样,但政治上尊重广大生产者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贯彻按劳分配,使生产者得到实惠,从而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等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把首都钢铁公司作为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的一个试点来抓。开头几年,他几乎每年都去一次首钢,有时一年两次。他对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说:“给企业放权,不只是给你领导班子的,更不是给你周冠五的,而是给你们职工的。职工当家作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辞去委员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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